中文的精妙是经过千百年的锤炼的。文言是修炼了数千年的老精灵，其句式、其节奏、其韵味、其细密、其跌宕，经过岁月的打磨、历次文学“运动”的修剪，已臻完境，与古典建筑、园林、服饰、器具、礼乐相和谐匹配，成为历久弥新的千年琥珀。伍立杨说：“伏读古色斑斓的文言作品，好像旧时人文流香的岁月真的又回到眼前，满目如雨洗后空翠的丛山。”（《文字灵幻》）白话文历史虽不长久，但经过了元明以来艺术大师的妙手传承，尤其是“五四”新文化的锻造，亦焕发出智慧与灵性的光彩。《水浒》的铿锵跌宕、洒脱不羁与《红楼》的铁画银勾、工笔细绘，令人觉得白话绝不比古文拖沓、嗦，而在鲁迅、周作人、梁实秋、郁达夫们手中，更是凸显成高华练达的绝美风景。中文之美，不仅在其形体，更美在风骨，美在精髓，以至其任何一块肌肉的肥瘠、任何一缕纹脉的走势、任何一种表情的意蕴、任何一袭衣袂的摆动，都如巧夺了天工一般，增之则长，减之则短。
如瑞士手表一般精美且精密的中文，到了世纪之末，却呈现出颓唐之势。标语广告、街头海报、地摊小说、内幕纪实，甚至报纸新闻、公文尺牍……行不出五步，我们便可与蹩脚的中文不期而遇，避之不及。宏卷长构多则多矣，然而翻上个三五十页，却往往寻不见半点智慧的灵光；新闻纸上的议论固然长篇累牍，却品不出更多思想的创意。连作家的写作，亦愈发难见其语言的个性。鲁迅或者郁达夫的小说，纵然掩去作者名字，读者也轻易不会混淆的。鲁迅曾变换过无数笔名，仍时常被人识破，原因很简单——是文字的境界透露了一切天机。如今晚生代的小说，张口便是“许多年以后，我才……”，读过《百年孤独》的都知道，这样的句式，都是从哥伦比亚一位名叫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小老头那儿批发来的，那本书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许多年之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良诺·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，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西语句式虽然弄得熟巧，但不加取舍的牛吸鲸吞，最终却与某些照搬经典、动辄“某某某教导我们说……”的新老教条主义者落得个异曲同工。至于中文的神采气势、格调韵律、灵思妙喻、粗细质地，仿佛早已无心顾及。先人的气质情怀，早已风流云散。归结起来，还是心性浮躁使然。世事变幻，人生苦短，脑中累积的思绪，来不及细致地深挖细琢，便已拿去匆匆换钱。这倒也埋怨不得作家，明明是读者放着境界高华的妙文不睬，却对平庸拖沓、语义浅白之文字趋之若鹜，令人由衷喊冤。好诗的语言最具弹性与张力，也最易瞥见中文的特有的精微奥博、劲锐深透，然而好诗却最无人读，其中缘由，在今天连白痴都会晓得。
所以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便如余光中先生说的：“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，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，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。偶尔，我们也用诗，不过那往往是不堪的诗，例如歌颂上司，或追求情人。”（《剪掉散文的辫子》）于是愈发追怀梁启超、邵飘萍、郑逸梅、包天笑一辈。伍立杨在回顾旧日文字时曾如此慨叹：“专业作家，固勿论矣，即便一般报章，配合当时时事近闻，力求速成，却因文学功底深厚，思想文采，均大有可观；加以书生办报，真言谠论，志士匡时，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，是郁然楮墨内外的。”（《文字灵幻》）
董桥行文，不喜欢用“便”字，如：“他自小便聪明过人”，“那女孩长大便更美了”，足见他在文字方面的洁癖。我之对于语言文字虽远未讲究到董先生的地步，但在出版单位供职多年，耳闻目睹，许多行文上的随意，却常常闹得我不大舒服，哭笑不得。仔细观之，遂发现无一不是人云亦云，习惯成自然。比如一个“抓”字，所表达的动作并不那么优雅，形神均称不上可爱，用之于“抓瞎”、“抓辫子”、“抓小偷”、“抓特务”尚可，倘用于“抓革命”、“抓生产”，则稍显别扭，如嫌“抓”还不够，还要在“抓”的前面加个“狠”字，便更显来势汹汹了。与“抓”字有同工之妙的，是“搞”字。因其使用频率高，歧义自然就多。在某些地区，“搞”字颇有几分贬义，如“搞鬼”、“搞女人”一类，然而每日报上却离不开“搞经济”“搞科研”等语，便显出几分滑稽了。一位上司看见女下属把工作弄了个乱七八糟，便嗔怪她“不要胡搞”，竟惹得此女哭着申诉“谁胡搞了？！”上司不知就里，还执迷不悟地回敬她：“你本来就在胡搞嘛！”“搞”来“搞”去，“搞”个稀里糊涂，都是语义不准招惹的麻烦。
中国古文词语虽简，语义衔接却是万般的精准，丝丝入扣，绝无如此罅隙。有心人的雕琢，与无心人的疏懒，导致的自然是两种结果。时光推展到当代，中文的灵幻气质，已经被一只只粗俗的大手抚弄得不成样子。照耀了无数个世纪的光泽，也终于黯弱下来。人说中文之精妙远甚于英法诸文，在我看来，此言怕是武断了。精密的法文早已成了国际条约的指定文种，而中文的境界却如弃耕的农田日渐荒芜。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，昔日品读一博士论文，“抗衡”一词如蝇如蚁遍布全篇，苏美抗衡还则罢了，连一拉美小国，亦在与美国“抗衡”，“抗”虽是“抗”了，可惜在我看来，却未必“衡”得了。又如“传统”一词，日益衍化，在时间中已生出许多枝杈——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固然是“传统”文化，连某电视台播过几年的节目，都可称之为“传统”节目了，于是，“传统”的面目，便愈发模糊。还是南怀瑾先生高出一手，将源流久远的“传统”称之为“道统”，一个语义不重复的专有名词应运而生，仔细品咂，觉得这两个字真有几分深邃的历史内涵与理性重量。
文字是心灵的出品，它就像农人的田园一样，是需要倾注一些辛劳与爱心的；文字又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缆索，当许多文化的残片在岁月中消匿了形骸以后，文字就成了摆渡精神漫游者的最后的依凭。这根最后的缆索，是值得认真保护的，一旦破败断裂，我们民族的明日将不知在哪里安顿。昔人已逝，文化的积雨空林中，文章圣手们的空谷绝响依然清晰，而今日的山径上年轻的后来者当紧随其后，不要掉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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